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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天津虎

<<生命中的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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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1 12:43:04 | 显示全部楼层
常回家看看.我每二年回铁力农场看看.呆10年情感在那.师夫在那.徒弟在那.10里迎亲人.每次看接站人心里充滿感激.今年是二整年大约7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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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1 12:46:17 | 显示全部楼层











生命中的兵团
朱维毅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十三、跟着主流精神走     范文英跟我说起她年少时家里的境况:“为了给家里补充一点收入,妈妈经常要去打临时工,干一些推车送料、倒土的活儿。我是孩子里的老大,也要担起一份家庭责任,经常带着大弟弟跑到河边去捡人家洗菜时扔下的菜叶子。这些漂在水面上的菜叶子是流动的,有一次我为了追菜叶子不小心滑进了深水区,幸好弟弟离我不远,及时把我捞了上来。
  “那时候的宁波不比现在。你都想象不出来,我们家里是不通电的,我晚上看书写字时靠的是油灯照明。因为白天做事情多太累了,我晚上做作业时常常会不知不觉地打起盹儿来,头发一点一点地靠近油灯,直到油灯燎了头发,‘刺啦’一声把我惊醒。”
  天赋出色的苦孩子,往往会有较强的改变现状的动力。和家庭条件优越的同龄人相比,范文英更重视学习和荣誉。她从小一直当学生干部,上小学时是班长,进了中学后,又当上了少先队大队长。宁波鄞县有一座二灵塔,范文英的小学老师为激励孩子们学习,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学习成绩好的学生的名字写在一张纸条上,放进二灵塔,成绩越好的人,写他名字的纸条就放得越高,在这场别开生面的荣誉角逐中,范文英的名字总是被高高地置于塔顶。
  “文革”爆发后,社会的变化让范文英应接不暇,她的选择和很多思想正统的中学生一样:跟着印成铅字的主流精神走。她说:
  “我决定跟着十几个高中学生一起步行去革命老区学习红色传统。我穿的是草鞋,走着走着鞋底子就磨穿了,我把破草鞋一丢,光着脚走!刚开始很受罪,后来脚上磨出了一层老茧,就不那么疼了。走路最长的一天,我们走了137里路!身上带的几块钱很快就用完了,怎么办呢?我们沿路需要住宿吃饭时,就找路边的老乡家落脚。行李一放,自己上山打柴,然后和老乡借一点粮食把饭做了。那时的农民特别纯朴,自己生活很紧,却不拒绝帮助我们这些中学生,我们没钱给他们,打个欠条就行了,回家以后再把钱寄给他们。
  “我们这个长征队里有4个女的,途中有的实在受不了了,半路改成乘车走了。但我不放弃,一直走完了从宁波到井冈山的2500里路,最后光着脚爬上了黄洋界。
  “‘文革’让很多人失去了前进方向,我没有那种感觉。和工农相结合不就是方向吗?和工人相结合不行,和农民相结合的路还会走不通吗?1969年春天,我的出路来了,黑龙江兵团来宁波招人。学校开了动员大会后,我决心要去兵团。因为担心父母不同意,我自己做主报了名,5月15日把户口本从家里偷出来,跑去办了下乡的手续。大局已定后,我才向妈妈摊了牌。父母想拦我也拦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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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1 12:47:52 | 显示全部楼层











生命中的兵团(十四)
朱维毅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能干活儿到哪里都发光”     范文英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兵团。她说:“离家出发的时候,我全身上下唯一的新物件就是一双袜子。我用一只旧箱子装进了全部家当,其中对我最重要的就是父亲的一把瓦刀。在知青专列开动的时候,身边的同学都哭了,我没有掉一滴眼泪。我的乐观来自于生活态度,也来自于生活比较,从小宁波到北大荒,从一分不挣到自食其力,面对这样的变化,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
  “出远门感觉最强烈的兵团知青,就是我们浙江的了。我5月17日离开宁波,21日中午才到了兴凯站。到站后就开饭,这是我第一次吃玉米大馇子饭,刚端上来我还以为是蛋炒饭呢!我们宁波1中的人全都分在40团,行李上马车,我们跟车走到了团部的工业1连,那是团里的机械修配厂。
  “刚去时的任务是盖知青宿舍,这下子撞上了我的强项,爸爸教会我的垒墙手艺和我带来的那把瓦刀都派上了用场。脱坯时,四女六男齐上阵,用铁锹和泥使不上劲,我招呼大家光脚跳进去踩。5月份在宁波已经很热了,但北大荒还很冷,泥草冰冷刺骨,但踩泥能用上人的全部体重,效率高多了。
  “很多知青在总结下乡转变时常会说‘以前在城市里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这句话不适合我,因为我在下乡前就是个能吃苦的角色,从小就有个外号叫‘大力士’。在宁波上初中时,从1965年到1968年,我曾经连续4年到宁波附近的农场参加夏季‘双抢’。我从小就干活儿,劳动时总是一马当先!
  “我到兵团后并没有感到在生活上有多大落差,相反我还特别满意,吃得饱、有组织、拿工资,真棒!黑土地养庄稼也养人,我身体长得很壮,加上从小在工人家庭里打下的吃苦耐劳的底子,什么苦活累活都不在话下。
  “在场院上干活儿,(装着)200斤黄豆的大麻袋我扛起来就上跳板,不少男同学都甘拜下风。团里拉来了煤,我戴个帽子混进男生队伍里卸煤,一直到把活儿干完了人家才发现,队伍里怎么有个女的啊!上山伐木时,女知青一般不干拉锯伐树的活儿,但我是特例,和一个男知青搭档拉大锯扯大锯。因为体力消耗太大,我特别能吃,大肉包子一口气能干10个!
  “兵团要的是能干活儿的人。我这两手一露,工业1连好几个师傅都抢着要带我,我很快被安排了学电焊。我师傅技术一级棒,铜、铝、生铁的焊接,样样精通。有他的传帮带,我很快成了焊接能手。你看看我这张电焊工照片怎么样?这是到兵团两个月后照的,寄到家里去以后,父亲一看开心死了,拿着这张照片到处给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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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1 12:49:07 | 显示全部楼层








生命中的兵团
朱维毅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十五、吃得苦中苦     范文英在兵团学了电焊,她说:“搞电焊是个损衣服的活儿,还容易烧着皮肤,我工作服上的补丁数目在车间里创了纪录:76个!现在我的手上脚上还留着电焊时被烫的伤疤。4师搞先进表彰大会,全师的知识青年中只有两人被授予了三等功,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天津知青曾祥生。他也是1950年生的,后来成了我爱人。
  “我下乡后,二弟、三弟和妹妹还小,帮助家长干活的担子落在了大弟弟身上,他天天帮妈妈推土车,没法好好读书。我自立了,要帮家里一把,这也是我到兵团的一个动力:给家里减一张吃饭的嘴,反过来还能补贴一点家里。我每月32元工资,伙食费交出12元,再留一点买邮票、信封的钱,剩下的全都寄给家里,连续寄了好多年。后来家里的经济情况好转了,我就改成了寄东西,黄豆、豆油、葵花子、土豆……什么都寄。妈妈用我寄去的黄豆换豆腐,炒菜也敢放油了。那时宁波每个市民每月只有2两油。我们家的情况让邻居可羡慕了:看看人家老范家,有个在兵团的孩子到底不一样!”
  能吃苦、天性乐观加上技术能力强,范文英在兵团的发展很快,刚到第一个月就当了班长,三个月后当了制造车间的副排长和修理车间的排长,一年后当上了团支部书记,不久后又当上了副厂长。
  1974年,范文英在下乡5年后走上了她在兵团时期的最高职位:40团副政委,兼任团支部书记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1976年兵团撤销后,她的身份变成了农场革委会副主任和党委常委。
  在北大荒10年,她忙碌了10年,其间只回过两次宁波,一次是参加浙江省青年代表会,一次是回家探亲。即使是探亲,她也肩负着诸多工作任务:到中学去介绍北大荒,做知青家访……就政治和工作的表现而论,她在兵团百分之百符合推荐上大学的标准,但她身上的职责容不得她离开。副团职知青干部属于支撑农场运行的中坚力量。用了你,也就意味着要留下你。但范文英最终还是没有留下来。她说:
  “1978年,知青开始返城,北京的走得最快,然后是上海的、天津的……大势如此,我也到了回家的时候。促成我下这个决心的,是家里出了状况。累了一辈子的父亲在一年里两次胃出血,母亲也病了。两个老人一再催促我回来,说家里需要我这个当老大的孩子回来操持,我回来等于是救两个老人。父亲后来活到了72岁,母亲是75岁走的。
  “如果不是家庭因素,我真的就不返城了。北大荒已经有了我的事业,我的‘单位’概念早已是农场了。之前我做过表态:40团的大豆平均亩产不过300斤,我不回家,也不结婚,人家都说我‘左’,但那是我真实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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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1 12:50:30 | 显示全部楼层










生命中的兵团
朱维毅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十六、从头再来  
   范文英回到宁波顶替了父亲的工作,成了普通工人;工资和当年刚到兵团时一样,32元。对于范文英来说,一切又要从头再来!
  “回宁波后,我看出没有学历就没办法参与社会竞争,我必须把‘文革’耽误的学历补回来。我先是一门连一门地补完了高中课程,又一步步补完了中文的大专课程。学完后,我又转学法律,上了电大的法律班。最后把本科和研究生的学历都拿到了。
  “靠着我在兵团练出来的能力,我终于成了国家干部。我先后干过两个工厂的副书记、市城乡工作部的部长、鄞县党组书记和纪委书记、市物价局副局长和党组副书记。那些年我换一个单位掉一颗牙,累的。因为我这人到哪里工作都要争最好。忙到2001年底,我遇到了一个从政以来最严峻的任务——推动国企改制。
  “2001年底,宁波海洋渔业局下面的企业要改制。改制推行不下去,市里派我去解决难题,让我去当海洋局的副局长和党委副书记。我一到局里,头都大了。楼道里每天挤满了成群的上访工人。最多时,一天我要接待几百人的申述。这种任务,我在兵团根本就没有遇见过。
  “有一次我接待上访工人时,赶上中午吃饭的时间,我掏了600多块钱安排大家吃饭,工人们都被感动了,交流的气氛开始由对立变为协商。那段时间我一方面在局里、场里接待和安抚工人,另一方面还要一次次跑法院做工作,说服他们解冻厂里的固定资产……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解套,最后总算解决了转制中最难办的工人安排问题,解决了工龄买断的补贴问题,还额外给每个工人增加了8000块钱。那次经历,使我获得了从政以来最大的成就感;同时我也更深地体会到,在政府的岗位上最重要的就是给老百姓办实事。
  “我上班一直骑自行车,办私事从来不用专车。妈妈知道我的脾气,处处支持我工作。有一次她在我家时遇上有人敲门,她见人家手里拎着一只活鸡,马上就拉下脸说:你这是要害我女儿啊!说完话就把门关上了。我在职时,拒收一切礼品。家里人有困难找我,我可以给钱,但从来不给他们办事。给的钱是我自己的工资,办事就是动用权力,这是两回事。
  “上山下乡,在我看来有利有弊。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城市青年的职业出路问题是行不通的,在当时那样的历史环境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在效果上说,上山下乡让一大批人接触了农村,锻炼了意志,同时也培养出了一批人才。我不觉得自己是什么人才,但我没有虚度年华,我坚守自己做人做事的标准,那就是永远要做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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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1 12:52:24 | 显示全部楼层
016-4-





生命中的兵团(十七)
朱维毅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最后的淘粪工
  1994年的一天,北京晚报刊出的一张照片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那是在一条狭窄胡同里的一个身背粪桶者的背影。图片的说明文字是:“北京还剩7只粪桶,背粪桶的都是老知青。”敏感的《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看好了这个题材,派出女记者王伟群去接触这个特殊的都市群体。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王伟群带着好奇走进了一个个背粪老知青的家,并参加了一次他们的淘粪作业。1995年1月6日,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整版刊出了王伟群写的一篇文章,标题叫做“北京最后的粪桶”。文章在开篇写道:“这是北京仅存的几名背粪工人。他们是老知青,在北大荒生活了多年。回到故乡后,他们却背起了时传祥的粪桶。在靓女如云的橱窗里,在豪华亮丽的大饭店玻璃墙上,极不相称地反射着他们的影子。”
  文章最后说:“他们忍受着,忍受着生活上的窘迫、工作中的重负和心灵上的委屈。因为他们虽然还背着时传祥的粪桶,而时传祥的时代氛围已不会再现……可他们挺直了腰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早在26年前,他们就开始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国家分担灾难,分担忧愁,分担痛苦。”
  从那以后20年过去了。如今,人工淘粪的职业已在北京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当年知青淘粪工的那种特殊的强者精神令人难忘,至少一代知青不会忘记。
  在知青朋友的介绍下,我见到了这批人的代表——当年的北京市东城区环卫局3队淘粪班班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樊宝发。老樊性格爽朗,待人热情,说话办事带着“老北京”的痛快劲。在我们约定见面的时间前,他已经在楼下等我了。
  和很多老北京人一样,他如今的居住之地也被城市的发展挤到传统市区地域之外。他住在四环路外的一个小区内,楼房的外观简单而陈旧,一、二层楼之间的外墙上布满了各种电线,和附近高耸的现代化住宅楼区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告诉我,这里以前是南湖砖厂的地方,1995年东城区环卫局在这里盖了宿舍区,他是1998年搬来的。
  进入老樊家里,我看见了久违的居室水泥地面。42.1平方米大的居住面积,被分成门厅、厨房、卫生间和两间卧室一共5个空间。他的儿子两口子住一间屋,他的妻子、孙子和大姨子住另一间,我和老樊就在这间屋里坐下了。屋内被一大一小两张床和一个老式大立柜占得满满的。因为房间太小,成包的杂物直接堆放在立柜前。那张大床属于他的老伴和孙子,小床的主人是他大姨子,那几天去张家口看女儿去了。屋外是一个用玻璃窗围起来的小凉台,里面被一张简易小床基本占满,那就是北京市环卫系统著名劳模樊宝发的下榻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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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2 13:17:50 | 显示全部楼层







生命中的兵团(十八)
朱维毅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老樊忆当年
  我采访樊宝发时,天气很热。老樊的小孙子光着屁股正睡觉,他老伴在一旁给扇着扇子。老樊给我倒了杯茶,又给了我把大扇子,然后和我聊了起来,说话时他的脸上一直带着微笑:
  “我是1952年5月出生的,家住安定门外青年湖那边儿,小学在地坛小学,中学在地坛中学。我父亲是工人,做保险柜的,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兄弟七个加一个妹妹,我排行老二。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10口之家,家里生活能不困难吗?
  “我这人讲实在,讲吃饭,不是非读书不可的那种。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一到暑假就到郊外割草。割一斤草卖两分钱,一天能割20来斤,挣四五毛钱,一个暑假下来能给家里增加20来块钱收入。放寒假时我去路上捡马粪,郊区的公社收100斤给6毛钱,一个寒假我能捡出10来块钱呢。到了秋天,我去农田里捡农民秋收落下的小白薯和白菜帮子,拿回家熬粥吃。我是学校足球队的,因为只有一双球鞋,必须省着穿,平时训练时就光着脚跑。我原准备初中毕业就工作,最想的就是当兵,当不上就找个工厂的事儿,反正是要走上社会的。老百姓嘛,没那么多梦。没想到最后去的是兵团,我们一个班走了差不多40人。
  “我哥是‘老初三’的,先我一年去了兵团,分在2师8团。我是1969年8月24日从永定门火车站出发的,26日到新华车站,我们70多个北京孩子被一块儿分在了2师16团15连。9月份开工资,一给就是一个半月的,48块!我从来没挣过这么多钱,高兴坏了,立马给家里寄了35块。当时,就算在北京当工人也比不上!别人不喜欢兵团,我觉得特幸福。吃苦受累我不怕,早习惯了。我从小就没有攀比之心,要比的话咱就比干活儿。我刚去时干木工活儿,后来去农工班,当瓦匠,砌涵洞,都抢着干。刚到连队时,新宿舍还没盖好,住大仓库,别的‘小北京’哭,就我一人乐。
  “1972年9月,我被调到30连,那是在东大甸子的一个新建点,10月初我们在雪地里抢收大豆,大伙儿冻得伸不开手指,又不会使镰刀,不少人手都破了。到了中午开始化雪,干活儿时雪水流进鞋里,脚冻木了,小知青们尽哭的。我不管那套,把鞋脱了穿着袜子干。大豆地一垄有4里地长,我割6垄,干在最前面,一天能割四五亩的豆子,老职工说,这小子干活儿就像台小机器。我在北京干活儿的底子到农业连显出来了,收麦子、大豆、玉米,我都是全连第一。北大荒到10月底就到了零下20多摄氏度,光靠绒裤棉裤不扛冷,我咬咬牙花两块七毛五买了条棉毛裤,那是我在兵团最大的一笔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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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2 18:19:04 | 显示全部楼层








生命中的兵团(十九)
朱维毅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过日子的乐子没了”  老樊本来在兵团干得热火朝天的,但到了1978年,兵团知青大返城,老樊傻眼了:
  “1978年兵团知青大返城,说走,唰的就没了。我哥带俩孩子也走了。我不行,我爱人是老军垦的后代,我回城没法带上她。后来,连里的男知青走得就剩下我一个,以前沾不上的木工、修理工、饲养员这些好活儿全找上我了,我还是天亮出工天黑回家,但过日子的乐子没了。面对着一眼看不到头的大田,想起以前红旗招展的知青劳动场面,我第一次哭了。
  “到1980年秋天时,最后俩女知青也走了,全连就剩下我一个北京知青。1982年农场搞土地分包责任制,给我家分了一垧地,春播时全家齐上阵,我刨坑,老婆撒粪,女儿点籽儿,她那时刚5岁,干这活儿正好,不用弯腰。
  “我就这样在北大荒一直待下去吗?更重要的是,孩子以后怎么办?别人和我说:你再不回北京,孩子长大后会怨你的。我一想也是,就在1984年底办了停薪留职,全家回了北京,每月还得向农场交100块钱的管理费,那我也认了。
  “刚回北京时我没户口没单位的,哪是我的位置啊!可日子还要过,钱还要挣。一开始我蹬三轮车给人拉铜版纸,六百多斤重的一大卷,从通县蹬到王府井儿,来回140里地,挣9块多钱。我还给人拉古董、运冰箱,忙了一阵觉得不是个事儿。
  “1989年6月,我听街坊说,东城区环卫局要招背粪工,愿意干的给解决北京户口。我一听来了劲,赶紧报了名。去了以后才知道,要招收的人数还凑不够呢。当我收到环卫局的录用通知时,我和爱人说,这回我总算有单位啦!激动得眼泪都下来了。
  “当时东城区还有56个死坑厕所,都在居民院子里。除此之外,还有几个进不去车的公厕,在东四、安定门那一带的老胡同里,全得用人力把粪淘出来。这活儿以前是密云农村来的临时工干的,但人家不是嫌脏嫌累就是嫌工资低,都干不长,人员的流动性很大。这样,市里就想到了我们这些在北京没户口的老知青。市劳动局先选了14个人给环卫局,其中6个人进了背粪班,我就在里面。局里用了这些人一段时间,发现能吃苦,又踏实,接着又扩招,光我们3队就招了50个知青。我是从1989年7月份开始背粪的,按规定要先交500块钱押金,试工半年,每天给6块钱。实际上我们试工试了一年多,到1990年底才给转了正式工,以后每月工资是127块,外加每天2.5块的卫生费。我拿到手续后立刻跑回农场迁户口,把欠的钱补交齐了。唉,这北京户口来得真不易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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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3 17:10:2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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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兵团
朱维毅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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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淘粪工不好干           樊宝发跟我讲起他淘粪的事:“小时候咱们都知道‘时传祥精神’,但真干起他这一行,才知道人家的全国劳动模范不好当。我们用的粪勺、粪桶、吊罐儿,和时传祥当年使的一模一样。粪桶有1米来高,上宽下窄,用5根粗铁丝箍着,一桶一百来斤沉,一天要背三四十桶。累就不说了,关键是又臭又脏。淘粪要求的是淘干扫净,我练了足足一星期。刚开始用粪勺往桶里装粪时,粪便总洒在地上。背粪桶时,又洒一脖子。屎尿溅在头发、衣服和鞋上是常事儿。”
  “谁愿意和屎尿打交道啊!我刚干这活儿时真吃不下饭,有的哥们儿还总呕吐。可我们不光要克服脏臭这一关,还要克服害怕被别人歧视的心理。我们干活时走到哪儿,哪儿的住户就招呼孩子进家,哐哐地关上门窗。偶尔和路人打照面,人家都加快步伐从我们身边走过去。有的大人还拿我们教育小孩儿:看见没?这就是小时候不好好学习的结果!有一次我不小心把粪桶蹭到了住户晾晒的衣服上,这家人的脏话开口就来,我赶紧赔礼道歉。有一次我们进一个院子干活儿,有个小伙子说,你们先别动粪勺,等我把鸟笼搬屋里去,别把鸟熏傻了。”
  “有家大饭店的化粪池堵住了,再不疏通污水就要溢到客房了。我们打开井盖后,臭味熏跑了周围干活儿的所有民工。那井有4米深,用工具探下去疏通根本不管用,得要人下去清理才行。干这活儿有危险,粪水就1米来高,而且井下还有沼气。我系上安全绳就下去了,先用钩子钩淤积物,钩不动,能拿手掏,最后掏出了烂毛巾啥的一大堆,粪水溅了一脸。我装满一桶就往上背一桶,背了三桶后,因为缺氧晕了。工友们把我拽上来,我躺在地上直捯气,没等救护车到,人醒了。”
  “我们要怕脏,住户不就得脏着吗?有年春节,崇文门那边的国防科工委的化粪池堵了,地井在一家美容院的院子里,下井清淤时不能穿棉袄,我是穿着大裤衩子下去的,上来后冻得直打哆嗦。人家受了感动,给我们单位送了锦旗。这不是冲我这班长一个人的,是我们背粪班的集体荣誉。脏了累了我们几个人,那么多家庭能干干净净地过日子,我高兴。”
  “社会没亏待我,给了我不少荣誉。1995年建设部给我评了‘优秀城市美容师’,1996年全国总工会给我发了‘五一劳动奖章’,北京市总工会给我颁发了‘首都劳动奖章’。1996年中国青年报社宴请全国十大杰出人物,那次是我第一次吃烤鸭,看别人怎么卷我就怎么卷,但还是弄了一手的甜面酱。1997年北京市旅游局宴请对城市建设有贡献的人,那是我第一次吃螃蟹,看着别人吃得那么溜,我就是学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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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4 19:01:05 | 显示全部楼层








生命中的兵团(二十一)
朱维毅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时传祥新传”  虽然,淘粪又苦又累,但是老樊还是爱上了这一行。他讲起来时眉飞色舞:“北京电视台拍过一个电视系列剧,叫《真情曲》,第一集讲的就是我们3队的知青背粪工,标题是‘时传祥新传’。电视台原来是打算找演员来演我们的,但谁乐意演啊?最后只能是我们自己演自己。半个钟头的片子,我们每人拿到100块钱的片酬。我们班的蔡三中在剧中台词最多。他和我一样,都是兵团2师8团的,也是和当地人结的婚。在电视剧播放前,他挨个儿给熟人打电话通知。他三姐说话挺直:‘别再打招呼了,都快臭遍北京城了!’
  “背粪班里的殷健康是兵团10团的,家里的电视机平时不让两个女儿看,怕影响她们学习。可那次电视台播出‘时传祥新传’是个例外,他们全家人早早等在电视机前了。老殷的两个女儿在学校都是好学生,他把希望都放俩孩子身上了,在家里从来也不提上班时的事儿,女儿们只知道爸爸是干什么的,却不知道爸爸是怎么干的。看电视时,老殷挺兴奋,可两个女儿都哭了。
  “2000年,北京市决定取消死坑厕所,说不能带进21世纪;12月23日,对我们这些淘粪工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天。我们7个‘京城最后的淘粪工’上午来到东城区内务部街的一个院子里,把厕所的粪便淘干净,亲手填平了全北京最后一个死坑厕所,宣告了市区厕所改造工程就此结束。我们终于卸下背了十多年的粪桶,以后就是机械化抽粪了。之后,我被调到高碑店的粪便处理场,当了驻场管理员,我们亲手送走了一个时代。
  “2012年我退了休。每月退休金3300元,加上劳模费一共3558元,过日子足够了。人家都说现在物价贵了,那是没算好账。以前咱们一个月的工资除去伙食费就剩不下什么了,现在怎么也得剩下一半吧?而且吃得也好多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我的房子是小点儿,儿子一家人住一间,我老婆、老母亲、大姨子挤一间。我妈2013年1月份刚走。大姨子的老公没了,她自己出过一次车祸,精神上受了刺激,女儿在张家口。她没地方去,我得给她养老送终了。她那样,我能让她去睡小凉台吗?还得我去,这没什么。
  “我从来没觉得社会对我不公,相反,我很知足。我在兵团拿工资、吃饱饭,返城后有单位,当劳模,这都是社会的恩惠。知道感恩的人就快乐,就有回报社会之心。北京市把我办回来了,我就要为北京好好干。当淘粪工我一点儿没怨言,只要是老百姓需要的事儿,我就得干好。一辈子辛辛苦苦的人有的是。我脏了臭了,别人的生活环境干净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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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5 18:41:48 | 显示全部楼层







生命中的兵团
朱维毅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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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因恋爱被“斗私批修”  从李建建在兵团时的照片,可以看出她清纯而美丽。但美好的人和事一旦毁灭,常会给人更多的震撼。李建建之死,成了北大荒知青恋爱故事中一个悲情符号。在朋友的介绍下,我见到了李建建的父亲——88岁的李德宣。他流着泪跟我说起女儿的事情:
  “李建建出生于1953年4月5日,下乡前是天津陈塘庄中学的69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学校老师给她妈妈打电话,说建建的姐姐已经去河北插队了,她可以留在天津不走。但当时家里还住着戴着‘逃亡地主’帽子的爷爷和奶奶,建建觉得政治压力太大,一天也不想在家里多待,非要去兵团不可。她是1969年6月28日去的北大荒,被分到4师42团1营1连3排1班。
  “建建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她爷爷去世时,我打电报让她回家,她说走不了,连队一次只能准三个人的假,已经有三个人走了,她要等他们回来后才能走。1971年1月8日建建死了,当时她差不到3个月满18岁。从那以后我经常会想,建建要是活到现在该多大了,今年她应该六十岁了。按照迷信的说法,人在死的时候会和远方最亲的人之间产生一种心灵感应。我不相信这种事情,但怪事真的就出现了。建建妈妈有天下班,走到土城附近时,忽然听见有人喊‘妈妈’,听上去就是建建的声音。
  “我老伴回转身子到处看,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后来一回忆,那天正好是建建离世的1月8日。事后有人给我们解释说:人在心情高度异常的情况下,发出的心电波会传送到波长相同的亲人身上,就像无线电发送和接收一样。女儿一下子就没了,我们两口子的心都要碎了。
  “关于她的死因,我们去兵团后了解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建建连队里有个从宁波来的男知青喜欢她,给她写了封求爱信,听说信里有20多个‘爱’字。建建收到后把信藏在了炕席下。那时连队不许知青谈恋爱,和建建住同屋的一个天津女知青发现了这封信,就把它交到了连部。建建被定为‘资产阶级思想恶性膨胀’。刘连长骂她不要脸,女副连长找她谈话,班里还开她的‘斗私批修’会。建建做了检查,没有通过。她要求回家,连里也没批准。如果批了,孩子就能熬过那一关了。
  “当时建建特别孤独,没有人走近她、安慰她。在那个年代,一个涉世不深的女孩子怎么能承受得住这么大的压力?当时但凡有人和她说说宽心的话,她也不会走上绝路啊。而且,我对她一直很放心。1970年11月17日她还参加过一次打火,被评为五好战士,好消息传到家里,我们都为她高兴,谁能想到她两个月后就自尽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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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6 14:56:19 | 显示全部楼层

生命中的兵团
朱维毅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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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获得省级劳模的天津知青
    天津博物馆在2008年11月举办的北大荒知青摄影展中,有一张照片格外引人注目:一个被仰拍的女知青,身背箩筐,面带微笑地逆光而立。这是兵团宣传人员拍摄的知青先进典型,她的名字叫高金焕,一位曾获得“黑龙江省劳动模范”称号的天津知青。
  在和高金焕的谈话中,我发现省级劳模的身份已经固化了这个出生于城市底层家庭的劳动者的生活态度,也固化了她一生为人行事的标准:隐忍坚毅、宠辱不惊。她说:
  “我出生在1952年2月18日,是1969年6月去的兵团。动员下乡时,我们学校的人按计划要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但我姐姐在1968年去了黑龙江兵团3师,我决定去找她。这样姐妹俩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让父母少为我们操一些心。
  “当时我母亲正生病,浑身浮肿。我怕她阻拦,自己跑到派出所起了户口,回家后把学校发的兵团服往炕上一扔。母亲问我怎么了,我说我也要去兵团了。她舍不得我走,说:别走了行吗?摘妈心啊。我在学校是表现积极的学生,样样事情都带头;我动员别人走,自己当然要走。我走了以后,母亲每天都在门口一站就是很久,盼着邮递员送来我和姐姐的信。
  “火车开到了迎春站以后,我们换乘卡车去21团,车站离团部有小80公里的路程,一路上这个颠啊。到了21团招待所后,领导给了我两个去向选择:可以留在团部,也可以去连队。我说,我是来找姐姐的,当然去连队!就这样,我被分到了4营7连,上了雁窝岛。到地方一看,那条件和团部没法比。4营是在雁窝岛比较苦的一个营,冬天进人靠爬犁拉;夏天到处是水,人只能蹚着泥水走。7连那地儿有个怪名,叫‘东北疙瘩’。
  “到‘东北疙瘩’后的第一顿饭算是好招待了:一大锅烂面条子,挑起一筷子东北大虾酱往里一搅,主食、副食都有了。当晚我们住的是一间大土房子,炕上铺点儿草,大伙儿太累了,倒头就睡,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顾得上好好看看四周,结果就哭开了。开始是一个人哭,然后演变成大家一起哭。大伙儿都说:上当了上当了,招人的给介绍兵团时,光说工资32块,集体生活有人管,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们生活条件就这德行,这地方要嘛也没嘛啊!
  “要开荒首先得稳定军心,连领导给我们鼓劲的方式就是‘两讲’:讲传统,看看人家老北大荒人是怎么过来的;讲前途,把未来的发展好一番描述。连里还带我们看了1959年出生在852农场的第一个小公民,这孩子叫杨小燕,是在水泡子的船上出生的。这一招管用,一下把我打动了。我想,人家能来这里过日子,我们城里来的怎么就是上当呢?从那以后我的心情就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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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7 17:10:55 | 显示全部楼层







生命中的兵团(二十四)
朱维毅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吃苦的本事  高金焕虽然在兵团时,当过黑龙江省劳动模范,但如今生活却很不如意。她继续跟我讲她的故事:
  “我这人实在、简单,不懂名利,总觉得干事情就得这样干。时间一长,我能吃苦的名声传出去了。1973年,我被评为了黑龙江省的劳动模范。1976年是最后一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北京外语学院和上海医学院都来招生了。我当然也想上大学,但知道自己底子不行。我说自己文化程度不够,大学让别人去吧,我去了天津机电学院读中专。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东丽石油公司,年年都是先进。单位分房子时,我说我不要,我老公的单位已经分了房子,虽说地方不大,过日子够用了。没想到,老公的一场大病让我的家庭情况出现了大变故。因为治疗中的自费项目太多,我们家实在扛不起那么多的医药费,为了救他的命,我把房子卖了给他治病,结果病没治好,老公走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一个卖房子救病人的人,怎么在城里给儿子找媳妇啊?我儿子找的是农村姑娘,这样我就去了乡下住,住亲家那里。到了这一步,日子本来还勉强能过下去的,我毕竟有两千多块钱的退休金,还有‘省级劳模’的头衔,看病是百分之百的公费报销,儿子也能吃苦,母子俩一起慢慢重新置办这个家呗。我帮儿子贷款买了辆汽车跑运输,指望着一点一点把钱攒起来。
  “谁知道祸不单行,儿子没跑几天运输就出了交通事故,而且是他的全责。车没了,买车的贷款要还,对方的损失要赔,这回我彻底明白什么叫弱势群体了,那就是说,你把自己所有的资源都使上,还是无法走出生活困境!我家最后的一点钱都为事故的善后搭进去了,还远远不够,我只能把工资本交给了人家;自己是既无存款,又无进项,变成了白丁一个。我拼了一辈子,怎么就这个结果啊!我在河边转过,楼顶上也转过,想来想去我觉得不能这样,我不能一死了之,欠人家的债我不能甩下不管,我儿子还要往下生活呢,我得帮他。
  “直到现在,我还是每天进城,到天津的医院里去给病人当护工。像我这么大岁数的护工是罕见的,但病人都喜欢我。我的勤快劲儿、眼力见儿和吃苦的本事,是年轻的护工没法比的。我不能歇下来。穷困我不怕,怕的就是亏欠了社会,让别人为难。现在我们母子俩已经把买车的20万贷款还完了,日子肯定会一天天好过起来的。总结起来,是知青的经历教会了我怎么做人。”
  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高金焕几次落泪。命运给了她很多,也让她失去了很多。在我采访的众多兵团亲历者中,她是唯一个人资产为负数的人。为了填补这个负数,她还要继续拼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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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8 19:04:31 | 显示全部楼层








生命中的兵团(二十五)
朱维毅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兵团的战备  天津知青蒋耀新跟我说起他的兵团往事:
  “我是天津90中69届初中生,1970年学校动员下乡时,山西劳模李顺达跑来给我们讲,他们那里‘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出门苹果碰了头’,我一听,动了心,刚准备报名去山西长治插队,兵团就派人来接兵了,来人住在天津丽华饭店。我一听说兵团招人,立刻变了主意。插队没政审,兵团要政审,学校按家庭出身把我们分成三类人,第一类是根红苗正的,第二类是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女,第三类是地主、右派、资本家的子女。我父亲是新四军,当年和国民党抢地盘时到了东北,是四野八纵的。天津打下来之后,父亲留在税务局工作。因为他在江苏南通县打游击时被捕过,我下乡那会儿他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我属于前面说的第二类人。
  “我们一帮‘二类同学’跑去找三师来招人的董参谋磨,最后磨成了,五月份到了兵团三师二十团一营八连。八连是新建连,刚到时我们把两排树干斜着搭在一起,交叉的地方用草固定,然后往木架子上糊泥巴,这叫马架子,是临时宿舍。住下后,我们开始脱坯、烧砖、盖房子。1972年5月份,我被调到了独立四团,当时听说三师每个团要组建一个连送来。组建时,各单位选人情况不太一样,有的选预备党员、积极分子,有的把调皮捣蛋的往外推。我们二十团组建了一个八十五加农炮连,从一、二、四、七营都抽了人。出发前开誓师大会,我代表全连表决心。独立四团的李副团长外号李大炮,他也到会了。我们的连长和指导员都是转业军人,我刚去时是排长,后来当了司务长。
  “连队的驻地离五林洞林场有五六里地远,建在一个山坡上,后面是树林。刚去的时候住帐篷,一个帐篷里三十多个人,晚上睡觉时蛇爬上了床和我们做伴儿。落脚后,开始伐木、采石、拉沙子盖房,看那样子是要常驻下去了。房子盖好后,一幢房住一个班,大约十二个人,对面炕,中间是通道。我们没有生产任务,就是搞战备。我们的炮是平射用的,准备打苏军的集群坦克。一个连六门炮,六个人操作一门炮,还专设一个指挥排。轻武器配备的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七六二苏式骑步枪(7.62毫米口径),弹药集中管理。驻地附近有部队,战士们总上我们连来玩,关系挺好的。珍宝岛十英雄之一的孙玉国在战斗后被提为省军区边防三团的代理团长。他也来看过我们,他说的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中苏真要大打,兵团的值班武装挡苏军两小时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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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10 08:30:40 | 显示全部楼层
天津虎,连载《生命中的兵团》为丰富《铁力人》网贡献巨大,一个人的前途取决于一个人的选择和意志,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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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10 09:07:45 | 显示全部楼层








生命中的兵团
朱维毅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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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不缺吃就缺肉  蒋耀新本来想到山西长治插队,结果正好兵团来招人,他就报名进了兵团。他到兵团后,最后被分到独立四团下的一个连,专门搞战备。老蒋继续跟我讲他的兵团往事:
  “独立四团的位置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叫‘前线’,各地常有到珍宝岛地区的慰问团来看我们。他们来了不空手,总能给我们带些好吃的,所以总被我们盼着。我们的生活物资是二十团用尤特兹(轮式拖拉机)挂一个车斗运来的。我们吃的是白面、高粱米、玉米;但想吃大米,得用白面到朝鲜族的屯子里去换。伙食没有定量,吃的比部队上还好。当时,部队战士每天定量是一斤五两七,伙食标准是五毛八分钱。我们每月交十二块钱伙食费,有什么吃什么,管够!就是缺肉吃,一个月能吃上两三次肉。为了解馋,我们就打麻雀、乌鸦,用油炸了吃,反正油不缺。回家探亲时每人带十斤油,五十斤全国粮票。那时在天津,这样的人就是土豪了。
  “我在‘前线’时,有一次吃了四个馒头接着就打篮球,之后肚子疼,疼得满脸汗,吃止疼片,嘛用没有。连里给团里打电话,二十团的雷自新参谋长派了辆十轮大卡车把我拉到了野战医院。医生一检查,是急性阑尾炎,院长亲自给我做了手术。那时,我身体特棒,手术完之后,我自己走回了病房。转天,我就觉得饿得不行了,吃了两碗大米饭外带一盘肉片炒洋葱。院长知道后说:胡闹!现在只能吃流食,然后赶快让两个医助扶我出去散步,直到我通了气才算完。‘患者放了屁,医生出口气’,就是这个道理。
  “从医院回来后,我就扛杨木。那时不知道什么是调养什么是累。在兵团让人服气的是能干活儿的主儿,光嘴皮子好不行。我在兵团是表现好的,在八连入了团,在独立四团入了党。
  “1973年5月,连队从前线撤了下来,我被分到了二十团造纸厂当工人,我们盖起的房子被移交给了孙玉国的边防三团。我在二十团一直干到1979年返城。
  “1979年返城时,我在红兴隆站上了回家的火车,环顾四周,不知何时再来,我眼泪哗的就下来了。我喜欢《北大荒人的歌》,‘几十年风风雨雨,我们同甘苦在一起;一起分享春光的爱抚,一起经受风雨的洗礼。你为我的命运焦虑,我为你的收获欢喜……你的果实里有我的生命,你的江河里有我的血液’,这也是我对北大荒的感觉,我把最好的十年留在了那里,没有那些经历的人听不懂这首歌。北大荒养人不留人,知青有了机会还是要回家,但走得多远都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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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10 20:31:1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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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兵团(二十七)
朱维毅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三产”不养大爷  在天津荒友圈中,李儒法(化名)属于“低调实力派”。需要出钱出力时,他没有二话,却一点儿不张扬。
  他说:“我出生于1952年9月,天津31中的69届初中生。我这一届毕业的同学有70%的人去了兵团,少数人参军、当交警或被分到‘小三线’工厂。我是1970年6月3日去的兵团,分到3师20团3营17连。”
  “我们的连长、指导员都是转业军人。当时连队‘左’得厉害,讲红色教育,重视出身。出身好的人,入党、提干和上大学都优先考虑。刚下乡时,大家一样务农,对以后都没什么想头,等到有人开始上学或病退返城时,人心就开始不安定了。”
  “我也想回家,但我们‘小六九’文化底子薄,推荐上大学没有竞争优势。我这人属于闷头干活的主儿,在政治上不会表现。后来我总结,在‘左’的环境中,我这样的人吃不开,在经济放活之后,才有我的舞台。”
  “兵团知青大返城时,国家的情况虽然比‘文革’期间好了一些,但经济还没搞活,天津一下子接回这么多知青,就业市场一时半会儿难消化。把这么多年轻人放在社会上也不是一回事儿啊,天津市把安排知青就业当成一件大事办,哪个单位的职工子女返城后上不了班,要处理单位的工会主席。即便是这样,我还待业了近两年,在那段时间只能找临时工干。1980年12月26日,我有了正式的工作,我父亲单位的工会主席找了我,说让我到交通局下属的一个建筑工程公司去上班。”
  “1981年到1984年,我上了三年的夜校。我不像别人那样直奔高等学历,咱基础不行,要补就实实在在地补,缺哪儿补哪儿。我补的就是从小学六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课,目的是从根上把做事的基础打牢。等我后来下海时,这次基础性的补课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在单位一直干到1990年,第二年我去了我们公司办的一个‘三产’(第三产业)单位,一家贸易商店。”
  “单位的‘三产’商店不养大爷,经济效益靠等是等不来的。我坐船到大连买了二百斤鞋钉子,就是那种橘子瓣形状的带钉子的铁片,回天津后推着车去市面找修鞋摊子,一个摊子一个摊子地推销,七分半的一个鞋钉,我卖一毛五一个,天津市的鞋钉子差不多都是我供的货。我卖过鱼、虾、螃蟹,还一筐筐地倒腾过山楂,卖给穿糖葫芦的小贩。我还跑到河北和山东倒苹果,自己去地里摘,一摘就是三天,装满一卡车后,拉回天津找买主。人生所有的吃苦经历都是财富。吃过苦的人,心理平衡,做事踏实,走路不崴脚,爬坡不踩空,就是爬不上去,也不会要死要活的。就这样,我的生意从鞋钉做到了汽车,从体制内做到了体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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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11 15:16:48 | 显示全部楼层










生命中的兵团(二十八)
朱维毅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调解矛盾的和事佬         当我和天津知青活动联系人胡宝平商量采访对象时,宝平说,我给你介绍孙志强,他是老江湖了,故事不少。我和孙志强聊了一个上午,彼此觉得很对脾气。老孙中午和我们一起喝酒时说:“和你一接触就觉得彼此间能把距离缩得很小,我就喜欢和爽快人交朋友。我接触过不少文人,他们的抬头纹都比你多,因为他们总朝上看。”
  老孙是天津八中老初三的,1968年10月9日下乡,分在兵团3师21团7营74连。他为人仗义,能打能闹也淘气。他刚到兵团时被分到畜牧连,这老兄能骑上大种猪一口气跑50米。老孙是个搞宣传的硬手,能画一手漂亮的黑板报。在21团里三百个左右单位参加的黑板报比赛中,他拿了第一名。3师钢铁厂组织黑板报比赛,他去了还是拿第一。返城后他参加天津铁路分局的黑板报比赛,又夺得第一。
  他说:“我这辈子就跟黑板报干上了。参加比赛时,那么多黑板报摆在一起,我就要让我的版面跳出来,让人一眼看上去就能被抓住。除了搞宣传搞得不错以外,我在北大荒还是调解矛盾的和事佬。各地知青刚到兵团时,基本上都按城市抱团,不让自己城市的人受欺负。两个人之间的冲突,经常会发展成两拨不同城市知青之间的冲突。哈尔滨的和北京的打,天津的和上海的打。有时聊着聊着天就能打起来。
  “有一次大家在宿舍里瞎侃,各地的知青都说自己的城市怎么怎么好,有什么好东西。有个哈尔滨的知青说,哈尔滨比天津大多了。天津的说,你懂个嘛?哈尔滨的那个来了气,隔天在晒场上扛麻袋上跳板,他找个机会把那个天津的一撞,让天津的连人带麻袋掉下了跳板,天津的那个爬起来就动了手。两人这么一打,马上发展成了两个城市的知青对立。这时要想不让事态扩大,有声望的中间人出面很重要,我就是这样的角色。我找哈尔滨的那个说:天津人就是心直口快,没恶意。然后我又找天津的那个说,哈尔滨的太小,‘文革’前没上过中学,你能和小兄弟较劲吗?这么两边劝劝,马上要着起来的大火就被撤了柴火。
  “一个连队团结不团结,连领导的关系很重要。有的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不和,知青也难免要跟着分成两拨,互相看不顺眼,工作上有点小矛盾闹不好就打起来。这时我也要充当调停员的角色。打架的知青一般岁数都小,我老初三的,比他们多喝几年墨水,加上自己身体棒,讲义气,调停纠纷时说话好使。赶上打架的双方我都认识,事情就简单了很多。我带他们到团部的饭店喝顿酒,让他们互相握握手,矛盾多半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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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11 19:36:4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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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23 21:59 | 只看该作者


在《生命中的兵团》座谈会上的发言(北京高非)

在《生命中的兵团》座谈会上的发言


北京知青  高非



    这本书是第一部全景式描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历史的著作。作者是现今中国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中第一个为北大荒知青整体著书立说的专业作家。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我们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黑龙江兵团的八年历史正好处于文革期间,被后人称作是“曲折发展的时期”。要真正做到秉笔直书这段历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本书的作者秉承了历代史书“不虚美,不掩恶”的实录态度,不带预定立场,通过大量亲历者的口述,客观公正地、不加主观评论地描述了兵团的主要历程,既不抹杀功绩,也不掩盖阴暗面,由读者自己对这段历史做出结论。
    我觉得这本书的第一个亮点就是展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现役军人、农场职工和城市知青在保卫边疆、屯垦戍边的实践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者显然是在收集材料过程中被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深深感动了。作为专业作家,他的表述要比以往兵团人自己的回忆文字更加完整、鲜活、生动。因此这本书在北大荒人中间引发很大的反响,也就不奇怪了。
我觉得这本书最出色的部分是对现役军人的描写,特别是对颜文斌、任茂如、王少伯等人,写得非常生动感人。作者从兵团组建过程入手,叙述了当年现役军人的三大贡献。这些内容当年大多属于军事秘密,我们不可能详细了解。所以今天读起来感到非常亲切。这本书重点叙述了六师师长王少伯带领兵团战士在三江平原的沼泽腹地开辟二抚公路和创建“建三江”垦区的史实。这是兵团历史上最辉煌的功绩,我相信每一个读过这些内容的人都会被这些艰苦卓绝的事迹深深感动。如今,“建三江”地区那个原本渺无人迹的沼泽荒原已经成为中国粮食产量第一位的农垦管局,年产130多亿斤粮食。没有这些北大荒人的贡献,我们很难想象当年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几十年来,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多少享受到了几代北大荒人的奉献。
    我觉得这本书的第二个亮点,就是高度评价了北大荒知青文化。作者采访的北大荒人,无论是军人、老职工还是“荒二代”,几乎全都提到了知青文化。比如他们说:知青“把北大荒人的业余生活推到了一个过去没有、以后也很难再有的高潮。”“知青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城市文明带到了垦区。知青把北大荒的文化发展加速了20年。”有些“荒二代”甚至说:“上山下乡运动对知青来说是不对的,对我们来说是正确的,我们是受益者。……
    我们感谢他们,这是一辈子分不开的感情。”在知青离开北大荒30多年之后,仍有那么多干部群众异口同声提到知青文化的影响,这有力地说明了几十年来知青文化在农场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
    北大荒知青文化是全国最大的中心城市的知识青年在黑土地上创造和发扬的文化;因此,它是城市的文化,青年的文化,学习和传播知识的文化。这些正是60年代和70年代北大荒农场迫切需要的东西。
    在教育方面,北大荒知青文化的影响是最显著和深远的。我们八五八农场的场史记载:农场1978年的中学生数量是1967年的十倍,还多了原先没有的高中生,80%以上的教师是知青。在知青教师的支撑下,早在兵团创建初期北大荒就普及了初中教育。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领先了全国农村很多年。北大荒知青文化哺育了整整一代农场青年。“荒二代”全部被知青化,从而摆脱了他们父辈的许多农民特征。后来的几十年间数以十万计的“荒二代”走到全国各城市,没有一个人做农民工。80年代初知青离开农场后,这些“荒二代”继承了北大荒知青文化,只用了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农场城镇化的进程。
    在文学艺术等方面,北大荒知青中间后来涌现出了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著名记者、音乐家、美术家和其他文化精英,这些人的成长过程几乎全都与兵团时期的基层文化活动分不开。在老职工的眼中,“兵团时期是北大荒文化生活最活跃、水平最高的阶段。”姜昆、濮存昕、孟凡贵等人都是活跃在基层单位的文艺骨干。正如《八五八农场史》所说:“城市知识青年的到来,给僻静的边疆增添了欢乐和活力”。兵团创作的许多文学、文艺和美术作品在地区和全国产生影响。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全剧演出被本书作者称为“中国知青史上独一无二的杰作”。
    在卫生方面,《八五八农场史》记载了从50年代到80年代各种重大疾病的发病和死亡数字。五六十年代曾经严重危害农场群众健康的流行性出血热、大骨节病、地方性甲状腺肿等传染病、地方病,到了1970年前后得到了有效防治,发病率大幅度下降,克山病、麻疹基本绝迹,出血热再没有死过人。农场的卫生员80%以上是知青。我们连的一名北京知青1964年到北大荒长期担任连队卫生员,28年间接生260多次,没有出过事故,堪称了不起的典型。
    北大荒知青文化使祖国东北边疆地区的教育、文艺、体育、卫生等方面得到空前的发展,水平大大超越了全国其它农村地区,对当地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并且在偏僻遥远的边疆与内地中心城市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北大荒知青文化可以说是几十万北大荒知青对祖国东北边疆建设做出的最大贡献,可歌可泣,光耀史册。
    但是,黑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北大荒知青文化并不是文革思潮的产物,也不是“再教育”成功的标志。“再教育”这个词本身就具有否定知青在学校期间接受的教育、否定知青具有的高于农民的文化知识和城市文明的含义。而北大荒知青文化却是城市下乡青年向农场职工学习他们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精神的同时,本能地拒绝被农民同化,坚持自己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并用其影响和改造农村的结果。因此在当年,北大荒知青文化只能是背离文革潮流、自发生长的基层文化、草根文化,也不能不带有许多历史局限。
    我觉得这本书的第三个亮点,是通过军人、老职工和“荒二代”的口述,表达了北大荒人与知青之间延续几十年的深厚情谊。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那些滚烫的语言了。北大荒知青和两代北大荒人的这种深情厚谊是人世间最纯洁的感情,没有一丝一毫物质利益的影子。在今天的社会中,再也找不到同样纯洁深厚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了。对此深有感触的作者写道:“在当今中国准备通过淡化户口造成的公民之间社会地位差异之前的四十多年,黑土地上的知青和老职工之间早已跨过这道藩篱。那是一次感情上呈现融合的成功尝试,其效果不仅是双方相互间的充分了解,还有心灵的彼此接近。”
    我把以上三点称为这本书的亮点,是因为我们在其它知青史书籍中从来没有看到过类似的内容。当然这本书并不只有这几个亮点。这些亮点反映了北大荒知青历史的特殊内涵。
    这本书也记载了北大荒知青与其他地区知青一致的地方,特别是着重讲述了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付出的巨大牺牲。作者并没有回避那个历史时期的阴暗面。书中披露了当年讳莫如深的少数现役军人私欲放纵、滥用权力的现象,讲述了“小镰刀战胜机械化”的荒唐往事,讲述了兵团初期知青打群架的现象。还专门用了一章篇幅讲述了三
团沉船事故和三十五团、三十九团打火伤亡事故。这些内容让我们重温了那个时代沉重的一页。作者还分别列出了那些“出身不好”的知青、69届知青和女性知青的特殊经历,他们的付出牺牲比其他人更多更大。
    北大荒知青下乡时间最长。我们连队77名知青的平均下乡时间是8.2年,远远超过了全国知青的平均下乡时间4.3年。这八年时光,对每一个北大荒知青的一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长期的下乡经历严重影响了北大荒知青在青年时期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在我们连,受到正规高等教育的知青只有5.2%。即使加上各种大专学历也只有1/4左右。学历的短板影响了多数知青的一生。
    长期的下乡经历严重影响了北大荒知青的职业生涯。我们连的知青在返城初期,有的在郊区农场养牛,有的重操扛麻袋的旧业,有的在街道里弄和邻里大妈一道糊纸盒,有的甚至摆地摊卖菜……。一直到90年代,在企业做工人的知青至少有1/3经历了下岗和内退。
    长期的下乡经历甚至严重影响了北大荒知青的家庭生活。我们连回城后才结婚的知青的平均结婚年龄为男性30.7岁,女性27.5岁,比在农场正常结婚的人推迟了4年多和2年多。本连知青大约有四分之一是异地婚姻,两地分居的问题,留在北大荒知青的子女返城问题,曾长期困扰他们的家庭生活。
    总之,返城、求职、成家、两地分居、学习、专业、下岗、子女问题等等,几乎人生的每一个环节对于这些知青都是困难重重。特别是那些在边疆待了10年才回到城市的人,那些文化底蕴较差的人,那些家庭缺少上层背景的人,回城后的几十年始终生活在社会底层。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付出的最多,得到的最少。
    所以,如果我们用一句话代表北大荒知青的特点,那就是:贡献最大,牺牲也最大。这个特点就是北大荒知青的知青情结如此深厚的原因,就是几十年来后北大荒知青文化活动如此热烈、广泛和持久的主要原因。
    和全国其他地区的上山下乡运动相比,北大荒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特殊之处。北大荒国营农场当年的生产力水平、劳动力的构成和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广大知青能够在物质和文化方面作做出巨大贡献。知青是国家职工,衣食无忧,所以他们对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更加强烈。北大荒知青中“老三届”的比例最大,自愿申请到边疆农村的比例也最大。大集体的生活方式使他们长期保持了城市学生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没有被农村和农民同化。在文革兴衰的大背景下,多数知青在经历了信仰、磨练、困惑、怀疑和放弃的蜕变过程后,最终用实际行动否定了知青运动。返城后的几十年他们又延续了热烈持久的后北大荒知青文化活动,成为全国知青中最有能量、最有凝聚力和最具有集体性特征的群体。这些都是北大荒知青历史中的客观事实,比其它地区的知青运动具有更多角度的历史侧面和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一部北大荒知青史,应该像这本《生命中的兵团》一样,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不应该只重视某一部分而忽略另一部分,或者用某一方面否定另一方面。“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只有把北大荒人和知青流血流汗做出的历史贡献完整地讲述出来,才能对得起中国人的良心;只有把他们在屯垦戍边中的付出牺牲真实地展现出来,总结其中的深刻教训,才能获得历史的良知.
    读过这本120万字的著作之后,我们还是有一些不满足。所以我们非常希望今后还能看到第二本、第三本北大荒知青史著作。我们有这么多自发的知青志愿者组织,有这么多联系紧密、热心奉献的知青群众,这是其它历史课题从未有过的条件。非常希望专业人员能像本书的作者一样,采用专家与群众结合的方式,和北大荒知青一起做出有份量的研究工作。
    《生命中的兵团》是一本记实文学,也是一部铿锵厚重的史诗,把兵团八年的历程铭刻在中国现代史上。不管今后还有多少本研究北大荒垦荒史和知青史的著作,《生命中的兵团》一定是摆在最上方的那一部。
    我觉得每一个北大荒人都应该认真读一读这本书,每一个北大荒知青都应该感谢作者付出的辛勤劳动。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朱维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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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11 20:10:07 | 显示全部楼层
很喜欢看。因为一些事,都是我们见过经历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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